编者按：《纽约客》刊发了一篇长文，报道了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图景。原文标题为“Can Wine Transform China’s Countryside?”，文章由36氪编译。
一、
位于中国西北部的银川市是宁夏省的省会。从地图上看，宁夏是一块小小的菱形土地，仅占中国很小的一部分。银川的名字取自于“银河”，据当地的传说，这座城市的存在归功于凤凰，也就是“幸福之鸟”。有一群凤凰生活在中国的东南部，给当地的人们带来了肥沃的土地。有一天，它们听说在蒙古高原的沙漠附近有一片荒地，人们努力地在干旱的土地上耕作。一只凤凰满怀怜悯地飞去帮忙，很快就有植物开花了，庄稼兴旺起来，一座城市应运而生。但好日子并没有延续下去。这个城市被敌人部落包围，城市被一个腐败的官员控制，凤凰被他杀死了。当凤凰死去的时候，做出了最后的牺牲，把血液变成一条运河，永远灌溉着这片土地。
“现在银川把水变成了葡萄酒，”苏龙（音译，Su Long）在九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告诉我，当时他开着一辆猎人绿色的吉普车从酒店接我。苏龙是一位30多岁的银川人，带我去了中国夏桐酒庄（Chandon）的酿酒厂，他是那里的经理。当我们转向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时，他指着两边的建筑物说：“大约十五年前，这都是农田。”在不远处, 一座高楼映入眼帘。“那是政府机关，”他说。“通常，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里最漂亮的建筑都是政府大楼。”
两千年前，银川坐落在丝绸之路上，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商品和思想沿着丝绸之路前行：丝绸西行，羊毛、黄金和白银东流。在近代的历史上，宁夏是一个贫困的煤炭地区，灌丛地带的土地面临着沙漠化的危险。但在20世纪90年代，政府开始认真投资基础设施，灌溉绿化黄河和贺兰山之间的大片沙漠，就像凤凰所做的那样。几年前，当地官员接到一项指令，要求在该地区建立一条“葡萄酒之路”，类似于波尔多（Bordeaux）的葡萄酒之路。政府聘请欧洲的葡萄种植者为顾问，他们认为宁夏的大陆性气候、高海拔、干燥的空气和沙质的岩石土壤是建设葡萄园的理想之地。
在中国，葡萄酒仍然只符合少数人的口味。苏龙告诉我，当他早期决定学习葡萄栽培时，它几乎不被认为是一门学科。甚至在他上李华的课之前，从没有喝过葡萄酒。李华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一名教授，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现代葡萄酒生产的先驱。“我根本不喜欢它，”苏龙回忆道。有一段时间，他怀疑最初吸引他喝葡萄酒的高雅气氛是某种西方的骗局。更重要的是，在苏龙第一次喝葡萄酒的时候，他的脸变成了猩红色，这种反应被称为亚洲红，影响了约三分之一的东亚人（包括我自己），是由代谢酒精的酶缺乏引起的。他的教授想知道他是否会在自己选择的职业生涯中生存下来。
我们出了银川，沿着贺兰山葡萄文化走廊行驶，这条走廊是最近铺设的一条宽阔蜿蜒曲折的道路，为了促进发展和旅游业。各种葡萄酒厂的广告牌————坐落在仿法式的茶馆里, 时髦的现代主义建筑, 巨大的宝塔——出现了，就像美国高速公路上的快餐标志一样。道路两旁种着杨树，苏格兰松树和沙柳树，除了那些，我可以看到贺兰山灰蓝色的山脊。苏龙称这个山脉是银川的最原始的父亲，它遮挡住了内蒙古广阔的腾格里沙漠，否则沙尘暴将使这里的农业变得不可能。
我们很快就到了一个点缀着金银花的庭院。夏桐酒庄的主建筑是一个建于2013年的极简主义建筑，被涂成黄色，以配合腾格里沙漠特有的黄色淤泥。一位姓刘的年轻人开车带我去葡萄园看葡萄收获。气温高达七十多度，但现场工作人员（所有妇女）都穿着长袖衬衫，头戴围巾，以防日晒。她们蹲在水桶旁边，一手拿着剪刀，另一手抓着一串串的葡萄。
我蹲下来，摘了一颗葡萄，然后把它塞进我的嘴里。它非常甜，更像是果酱或者粘稠的花蜜。我向附近的一位女士微笑，她眼睛周围的风化皮肤形成了深深的凹槽。她的方言很难理解，中国人称之为土话。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叫菊花，意思是“菊花”。“像花一样，”她说。“只是我从来都不漂亮。”
菊花53岁，出生在宁夏南部一个贫困的山区，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庭农场工作。大约六年前，作为政府重新安置计划的一部分，她搬到了现在居住的村庄。安置计划旨在减轻农村贫困并刺激更具经济效益的人口中心的增长。当我问她这里的生活怎样的时候，她用了我经常在宁夏听到的一句俗话——靠天吃饭。那天，她早晨四点离开家，在村里的广场上等着去葡萄园工作。刘对我说，像她这样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年妇女是银川最没有工作能力的人：“没有长相，不会说普通话，也没有技能。”这就是为什么她们会接受每天只有10美元报酬的工作。
刘把我介绍给被称为张老板的男人，他被葡萄园雇来招募工人，把他们从村里接到田里。对于这些服务，除了拿自己的工资之外，他还收取了这些工人每日工资的15％。最近政府表彰他为“银川市民模范”，他的照片出现在报纸和海报上。刘解释说，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个荣誉，是“因为他负责任地展望未来。”
张向我转过身，开始介绍他的“新农村”的愿景：“当他们过去生活在山里，为自己耕种时，他们自己确定自己的耕作安排。只要有足够的食物吃，就没有太多的工作动力。但现在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问他搬迁是否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他突然发出了的笑声。“对于勤奋和进取的人来说，生活更容易了，”他说。“中国社会将不再支持弱者和懒惰者。”
我和工人聊了很多，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当奶奶了。菊花告诉我，她从来没有喝过葡萄酒，并且想象它尝起来像雪碧，这是她喜欢的一种软饮料。我问她是否有兴趣尝尝用她收获的葡萄酿造的葡萄酒。她笑着说：“这里的酒不是很贵吗？”
刘回答说，每瓶188元，大约30美元左右。
附近的另一位女士抬头看过来。“那是三天的工资，”然后低下头看着手中的葡萄，继续工作。
二、
公元前二世纪，汉代探险家张骞从现代的乌兹别克斯坦回来，带来了葡萄藤长满葡萄的故事，这些葡萄酿成了飘渺的葡萄酒。这些葡萄树的种子种植在皇宫附近，但葡萄酒在中国仍然非常新奇，具有一种异国情调。
苏珊·穆斯塔奇（Suzanne Mustacich）是《Thirsty Dragon》一书的作者，这是一本关于中国葡萄酒的书。她告诉我，精英阶层购买葡萄酒通常是为了身份象征的价值，而不是为了个人享受。“对葡萄酒概念的热情超过了具体的知识，”她说。很少有人知道波尔多不是一个品牌，而是一个地区的名字。造假者开始购买哪些昂贵葡萄酒的空瓶子，并用劣质酒填充，甚至通过混合糖水与人造色素来制造仿制的葡萄酒。“中国人并不真正知道酒的味道是什么样的，所以很容易就能蒙混过关，”她说。
本世纪的前11年，中国对葡萄酒的需求不断增加——进口量增加了260倍——促使国内产量激增。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七大葡萄酒生产国，葡萄园面积比西班牙之外的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中国有十几个葡萄酒产区，其中宁夏最为重要。宁夏现在有大约100家酒厂，分布在一百多英里土地上，在2016年生产了价值一亿二千万的葡萄酒。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于大型的国有企业，但该地区的声誉是由私人企业的精品业务支撑起来的，它们一直在获得各种国际奖项。
到目前为止，生产的葡萄酒主要是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红葡萄酒），赤霞珠混合酒和霞多丽（Chardonnays，白葡萄酒）。着名的葡萄酒评论家詹西斯·罗宾逊（Jancis Robinson）告诉我，她“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坚决以葡萄酒为重点的地方政府。”在2012年她参观葡萄酒产区的时候，所有参与葡萄酒产区发展的高级官员都坚持要见她。
对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影响最大的官员是郝林海，在2016年退休之前，他负责监督那里所有的葡萄酒生产15年，并且是一个由政府支持的组织——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和葡萄酒国际联合会。郝林海小时候与家人一起搬到银川，曾担任过该市市长，后来又担任宁夏省副省长。有一天晚上，我在他的办公室见到了他。
“关于中国的现实, 有一点你必须理解: 一切都是为了变得更大更快，”他说。“一个行业的质量和寿命不是优先事项。”在他任职期间，他尝试从中国葡萄酒产区的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坚持严格的质量控制并努力培养小酒庄。由于一些原因，想要实施这种策略非常困难，但他的资历使他有足够的自由去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我从80年代起就一直在宁夏政府工作，”他说。“我手中握着方向盘。”
尽管如此，特别是在大部分市场，质量有时确实会受到影响。罗宾逊告诉我说，宁夏的葡萄产业目前更擅长将葡萄酿造成葡萄酒，而不是种植尽可能好的葡萄。因此，她说：“宁夏那些品质较差的红葡萄酒往往是用一连串不成熟的果实酿造的——也许是因为产量太高了。”（葡萄栽培中的一项关键任务是严格修剪葡萄藤，这样能降低潜在的产量，从而使葡萄的质量更好，酿出来的酒也回更浓郁）。一位名叫荣健（音译，Rong Jian）的前葡萄酒行业官员告诉我, 部分问题在于, 政府经营的大型企业往往需要在质量与社会考虑之间取得平衡。 现在，过去由政府定价的农作物价格也受到了市场力量的制约，一些政府酿酒厂通过接受所有农民收获的葡萄来为农民带来收入。“这些农民对葡萄酒酿造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关心葡萄酒的酿造，”他说。“很显然，人们有动力使葡萄的产量更高，那么你认为他们会怎么做呢？”
2005年，荣健从政府工作中退休，与人共同创办了一个名叫贺兰晴雪（Helan Qingxue）的小葡萄园，每年生产6万瓶葡萄酒，并已成为该地区三至四家最好的葡萄酒酿造厂之一。“从葡萄籽到装瓶，我们从头至尾严格管理流水线，”他自豪地说。他把我介绍给了他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负责葡萄酒生产的张静（Zhang Jing），一位40岁出头的成熟女性，是该地区最着名的酿酒师。当她带我参观酿酒厂的发酵和装瓶设备的时候，她谈到了她在罗纳河谷（Rhône Valley）学习工艺的经历。“当我第一次在阿维尼翁（Avignon）看到葡萄园时，我忘了呼吸，”她说。许多酒庄的规模都很小，与她所见过的中国葡萄酒生产形成了鲜明对比。她打算回国后效仿它们的风格。和许多在欧洲学习的中国葡萄酒大亨一样，她对那里丰富的知识感到震惊，这些知识告诉了那里的酿酒传统。“我学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很无知，”她说。
张静带我去到了一个宴会厅，那里摆放了四瓶葡萄酒：一瓶霞多丽、一瓶桃红（rosé），一瓶赤霞珠，以及一瓶赤霞珠，梅鹿辄（Merlot）和蛇龙珠（Cabernet Gernischt）的混合酒。张静提到桃红对中国市场来说是相对新鲜的，她觉得中国的消费者会喜欢，因为它们的果汁色泽洁净，略带甜味。一个名为加贝兰特别珍藏的赤霞珠混合酒，在2009年的葡萄酒酿造大赛中赢得了国籍大奖——世界葡萄酒大奖赛（Decanter World Wine Awards）的最高奖项。我品尝了一款2014年的年的赤霞珠混合酒，让人想起罗宾逊所说的：中等葡萄酒，有点花香，有点像波尔多葡萄酒。新的葡萄酒厂和新的地区通常会以充满水果气息的葡萄酒来宣布自己的身份，但张静显然避免了诱惑。考虑到中国消费者并不欣赏这种微妙之处，所以葡萄酒的克制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张静告诉我，她有信心她的战略——制作“庄重，复杂但平易近人” 葡萄酒——将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许多中国人还没有接触过它，但好酒就是好酒，”她说。“标准是不变的。”
三、
在银川，我认识了一位50多岁的姓刘的男士，他同意开车带我到农村转几天。当我问他知道哪些酿酒厂时，他给出的第一个建议是张裕摩塞尔十五世酒庄。当我们靠近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座类似迪士尼魔法王国中灰姑娘城堡的建筑。该城堡拥有圆锥形屋顶的石塔，模仿卢瓦尔河谷的城堡，以及在佛罗伦萨的波波里花园装饰小天使的喷泉。这种类似于主题公园的格局出现并非偶然：政府在该地区的投资不仅是为了提高葡萄酒产量，而且还要把宁夏的酿酒厂变成主要的旅游目的地。
张裕摩塞尔酒庄于2013年开业，耗资7000万美元建造，是由政府支持的老酒厂张裕与奥地利领先的酿酒商伦茨·摩塞尔（Lenz Moser）共同开发的项目。参观一次需要花费100元，再掏40元你可以可以收获一磅重的葡萄。在内部，仿照中世纪的大厅里往往陈列着与葡萄酒无关的展品。带我参观的导游告诉我，她不得不停止带游客进入那个播放《海底总动员》的房间，因为她永远无法让他们离开。参观结束时，有一家售卖纪念品的商店，包括可以贴上自己选择的标签的葡萄酒瓶。最受欢迎的标签之一是宝马标志，下面印着"纯粹的驾驶乐趣"字样。
宁夏作为葡萄酒产区的崛起是民族自豪感的源泉。当我在那里时，中央电视台正在制作纪录片，来庆祝它的进展。我赶上了银色高地（Silver Heights）酒庄的纪录片拍摄，它可能是该地区最著名的酒庄，由宁夏的另一位女性葡萄酒大亨高源（Emma Gao）经营。纪录片的制片人是一位30多岁的女性，正在为高源的采访做准备，向她展示了一段以前拍摄的片段，在这个片段中，另一个葡萄栽培专家正在接受采访。“加强这方面的能力意味着我们可以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竞争，”他的表情非常木讷，以至于高源问他是谁给他写的台词。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里，宁夏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制片人说：“在我2013年被派到这里工作之前，我认为这里是骑骆驼上班的地方。”她认为推翻这种先入之见是一种爱国的义务，并为欧洲著名的酿酒师在该地区投资感到自豪。“对于银色高地，我们想要传达其国际化的意义，”她介绍说。高源在法国呆了几年，成为了一名认证的酿酒师，在波尔多的一处庄园工作，并与一名法国人结婚。
“正好，这是一位来自纽约的记者，”高源指着我说。
制片人朝我的方向礼貌地笑了笑，但又皱起了眉头。“对，”她说。“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在镜头上立即传达这种信息的人，你看，”她不需要详细说明，但她很确定：“一个真正的外国人。”
四、
有些日子，刘会带着一位朋友，他说可以喊他胖子，后者接管了大部分的驾驶工作。他们俩都说他们喜欢喝酒，并且没有遇到亚洲红的问题。但是和我采访过的大多数普通银川人一样，他们很少喝酒。刘更喜欢白酒的火辣味，花20元就能喝到。胖子说，他曾经喝过一次酒，是和一对有钱的夫妇一起，他们通常一顿饭就花600元人民币。
刘和胖子告诉我，送客人到酒庄是他们最赚钱的工作，但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酒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要掏钱买门票。在我参观的时候，他们留在车里。当我在与酿酒师谈话之后与他们交谈的时候，感受到了中国现代化的一种奇怪的分裂。里面的世界——富裕、特权和国际化——对这两个人来说是陌生的。对他们来说，宁夏作为东方波尔多的崛起令人兴奋，但也令人困惑。这肯定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带来了金钱，但为什么人们愿意花费这样的努力和开销来生产一些味道甚至不太好的东西呢？这是一个谜。
在一个名叫西夏王的国营酿酒厂，我带刘和胖子去参观。一位向导向我们展示了酿酒厂的成就，并向我们展示了贺兰山地形的模型，从帝国时代到现在的葡萄酒文化场景的立体效果图，以及一个雪茄大厅。刘和胖子用手机拍了好多照片。在该地区的地图上，彩色的灯光标示着各种酒庄，他们试图找出他们家的位置，但是找不到。他们对瓶子的价格感到惊讶，一个人花了1000多元买了一个，他们互相取笑他们要开多少天车才能买得起。
在我们回到路上的时候，酒庄中的奢华使他们回忆起了更艰难的时刻。胖子的生活因为市场改革而改变，他曾在一家政府所有的化工厂工作，在那里遇到了他的妻子，他以为自己会在那里待到退休。但是工厂在他结婚六个月后就关闭了。
“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胖子说。“人们跳楼，喝农药，去疗养院。”
“那时候情况很艰难，兄弟，”刘说。
“你还记得那些年，所有的树都光秃秃的吗？ 没钱买杂货的人会爬上树去采摘树叶, 然后带回家煮。”
“不过，只有在天黑之后才会去。”
胖子点了点头。“作为大学毕业生，他们无法忍受白天的耻辱。“
我们转向一条狭窄，砾石般的柏树路。刘告诉我，他需要从一个朋友那里拿点东西, 这位朋友是他在农场工作时认识的, 现在是一个新葡萄园的保安。 这个地方看起来很破旧，有着枯萎的葡萄藤和空的格子。刘的朋友是一个50多岁的男人，从一个小屋出来，后面跟着几只守卫犬。他告诉我，这个庄园属于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来自一个沿海城市的富家子弟，这个季节他们不在家。他们投资了数百万元建造一个宾馆，但在施工期间，屋顶塌了。他说，对于每一个成功的酿酒厂老板来说，12个投资中会有6个失败的。
保安拿来了两个用胶带密封的大塑料瓶。在里面，深红色的液体流淌着，泡沫漂浮着。他告诉刘在喝葡萄酒之前把胶带从上面取下来后，放置一会儿。然后让他们开始热烈讨论酒庄周围的一个公开秘密：迅速崛起的葡萄酒黑市。一些酒庄中的工人会待到很晚，去酒窖中用空的植物油瓶子装酒。然后在街上以每个50元的价格卖掉。
在我们离开后不久，胖子把车停了下来，刘从后备箱里拿了一罐酒。他们带我去了至少六家酒厂，认为我是一位专家，渴望得到我的意见。当刘在车子的凹槽处拿出一些肮脏的塑料杯时，我想起了在银色高地里品尝葡萄酒的情形。葡萄酒很温暖，当我举起杯子的时候，我可以看到里面很厚的沉淀物。 保安提到酒还没有过滤，但刘和胖子似乎并不在意。我们喝了一小口，胖子的嘴巴抿了起来。这种酒很烈，甜而涩，食道里感觉和嘴里的感觉一样浓郁。当把杯子中的酒喝完后，刘说，至少他们没有花钱。
我们回到了车里。在不远处出现了一大片黄色的油菜花，尽管午后有太阳，但贺兰山脉的外观却很阴沉。道路略微上升，我看到50英尺以外的地方，就是粗糙的小路了。我叫胖子停下来，当他把车调头过来的时候，满是困惑的看着我。“这是一件小事，”他说。以目前的建设和发展速度，你不可能期望所有的道路都能完工。我们回到了主干道上，我看到一片树林后面有一座仙境城堡，它的颜色就像知更鸟的蛋那样。当我们经过入口处时，门柱上的一对标语表明，它可以被称为“宁夏法塞特葡萄酒庄股份有限公司”或“宁夏圣·路易丁葡萄酒庄”。
原文链接：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8/03/12/can-wine-transform-chinas-countryside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