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身份，很难定性。
可以说他是作者。据说市报刚创办时他就发过稿，副刊的栏名还是他起的呢。这是他最津津乐道之事，常在报社里逢人便讲，只是无人证实过。而我所见到的作品，也只是他的一首打油诗：“加油站，加油站，加油站里真操蛋，十公升汽油只给五公升半。”可惜，这样的诗虽然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但不能发表，也不全是因为太不够水平，而是因为发了要惹祸。不过这诗，他还是坚持亲自送了十多次，直到总编一口回绝，他才善罢干休。
可以说他是报社的准员工。每天早晨一上班他就来到了，各办公室转转，向大家问问好，问有什么要做的。当然最后的落脚地，是我的办公室。其实他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来要一张当天的报纸看，顺便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书报，顺手拿了去。当然他也不是无尝的占有，总是要掏出烟来，敬我一支。其实我不抽烟，但他的烟我总会接的。因为不接不行，他会一个劲地敬。而他的烟，总是低档的少见的牌子。他让烟时总会说：“徐老师，这烟你没抽过，来一支。”
虽然他几乎每天都来报社，但报社的人大都不喜欢他，对他的态度，连拾破烂的驼背老头都不如。原因是因为他的脑子不大好，人长得五大三粗，说话有些鲁莽，人称“少脑子”，而且有时遇事不管人家同意与否就硬上。于是在别的办公室，他的索报要求常遭到拒绝，而且后来发展到了声色俱厉的拒绝。于是我成了他唯一的报纸供应者。虽然报社不少人劝我少惹他，但我总是乐此不彼，这并不是因为他常说：“徐老师真好，是最好的了！”而是我觉得和简单实在的人交往，也别是一种享受，更何况，每天的这一张报，对他的了无生趣的生活，一定是极大的调节呢。
我其实是出于对他的同情吧。他不能算是弱智，大脑只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正常，因此说话直来直去，不会见机行事。但他为人善良正直，这正是我所看重处。还有，他早就下岗了，曾到乡下私企打过工，没干几天就和老板打了一架。后来又开小店，卖东西老是多找钱，很快就关了门。后来又卖冷饮，也是赚少赔多。后来干脆什么也不干了，父亲说：“我养着你，你千万别出外惹乱子。有空就多看看书，最好写点什么，这样脑子会越来越好的。”于是他便记住了这句话，并且多次地说给我听。好在他妻子有一份安定的工作，还有一个长得虎头虎脑的儿子。
有一次他拿着写好的文章让我发，我一看又大笑起来。他说他去乡下吃喜酒，看到前面有两个大姑娘也是去的，他应当叫她们姑姑的。但她们长得实在美，于是心想，如果都能做他的老婆该有多好呀？又说看人们在小河边的路口闹新媳妇，他就想，如果新媳妇怀孕了，被闹流产了怎么办，于是就上前保护。总之，一篇里面尽是如此的笑料，怎么可以登大雅之堂。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得他收回了发表的野心。不过在我看来，这可笑的文章背后，总有着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炎炎夏日的一天，我骑车走过他的冷饮摊好远时，却被他大呼小叫地喊了回来。他说他刚买到一包非常非常特殊的烟，非让我抽一支不行。那拉着我的热情和急切，竟引来路人的注意。我只好接过他的烟。于是他急忙点火。总是打不着，打着了火也很小。于是我伏下头去凑近那微弱的火。突然，火机的火头一窜老高，竟烧到了我的眉毛。我“啊呀”一声仰起头来，用手再摸那烧灼处，不仅有焦黑的毛发，皮肤也是火辣辣的疼。他用手摸着自己的后脑勺，不好意思地傻笑，然后转身去拿冰糕，说吃了可以降降温。我谢绝了。我知道一块冰糕对他来讲意味着什么。手足无措的他，走近我，用手抚了抚我的烧焦的眉毛处，安慰我说：“徐老师，不要紧，烧掉的眉毛长得好！”闻听此言，我哈哈大笑，转过头来安慰他说：“没事，几天就能长出来，长得还要黑呢！”他听了，也哈哈大笑，但他的笑，显然不是因为我的自我调侃，而是真的以为几天后我会有更好的眉毛长出来呢！